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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载的“横渠四句”被许多人视作座右铭。在中国漫长而辉煌的历史进程中，这四句话不仅成为国人精神的指引，更为无数人带来了希望与力量，激励大家不断奋勇前行。
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”
这四句箴言，曾被无数人的书房珍藏，成为精神的灯塔。
毛泽东将这四句奉为心中信仰，称赞“横渠四句”体现了“大宗教家之心志事业”。而哲学家冯友兰更是将其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。究竟，这“横渠四句”拥有怎样的魅力，能够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脱颖而出？张载又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和人生境遇中提出这番教诲的呢？
展开剩余89%公元1020年，张载出生于古都长安，字子厚。他的父亲取名时，参考了《周易》中“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”的智慧，期望儿子能像大地般宽厚，承担重任。果然，张载从小勤奋好学，学业出众，令父亲颇感欣慰。
然而，命运并不总是一帆风顺。张载十五岁那年，父亲在涪州任职知州时因病去世。按照当时的礼俗，作为家中长子，他肩负起护送父亲灵柩回家的责任。
张载与母亲、弟弟一起，从涪州跋涉千里，目标是祖籍开封。三人翻山越岭，风尘仆仆，心情沉重。原计划尽快安葬父亲，然而抵达横渠镇时，家中所带的盘缠已所剩无几。更糟糕的是，张载听闻前方发生兵变，不得不暂时滞留。
在横渠停留期间，张载被这里的环境深深吸引，认为极适宜生活。于是，他决定卖掉开封的房产，定居于此。除了钻研四书五经，他还对兵法产生浓厚兴趣，胸怀大志。
目睹宋代社会的动荡不安，张载心中燃起为国家和百姓谋求安宁的强烈愿望。定居横渠后，他常与友人切磋兵法，甚至多次尝试组织民间武装，计划收复失地洮西。
众所周知，宋代文人轻武，若依张载当时的打算，他要么成为一名武将，要么沦为纸上谈兵的文士。幸运的是，他遇见了范仲淹，一位文武双全、兼具卓越社会洞察力的杰出人物。
1040年，年届52岁的范仲淹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。那时，北宋刚刚在三川口战役中败北，局势严峻。得知范仲淹抵达陕西，张载激动不已。范仲淹当时是士大夫的楷模，广受敬仰。
怀着满腔热忱，张载带着自己撰写的《边议九条》赶赴延州。范仲淹为人爱才，细读后与张载深入交谈，临别时还赠予他一本《中庸》。这次交流让张载收获颇丰。
令张载印象最深的，是范仲淹那句“儒家自有名教，何事于兵？”这话的含义是，作为学子，应专注振兴儒学，并鞭策自己勤勉努力。
回家后，张载潜心钻研儒家经典，学识突飞猛进。两年后，范仲淹在庆州修建大顺城，特地邀请张载赴宴，张载也借机写下了《庆州大顺城记》。范仲淹对其作品赞赏有加，鼓励他继续深造，还慷慨给付稿费，因了解张载当时生活困顿，想以此帮助他。
对张载而言，范仲淹不仅指明了学术方向，也在经济上给予支持。短暂相聚后，张载返家潜心治学。他是一位极其勤奋的理学家，曾自写对联“夜眠人静后，早起鸟啼先”，贴于书房，激励自己持之以恒。
凭借聪慧与勤奋，1057年，张载参加科举，与苏轼、曾巩等名士齐名。考试结束后，在宰相文彦博的支持下，他开坛讲授《易经》，一时间声名鹊起，名声传遍大江南北。
1069年，御史中丞吕公著向新登基的宋神宗极力推荐张载，称其“学有本原”，足见张载在文学界的地位日益稳固。随后，张载创建了以自己学说为基础的“关学”，影响深远。
然而，王安石变法却打乱了他的计划。新法推行后，王安石邀请张载入朝参与变法，但张载婉言谢绝，理由是“朝廷大有为，天下之士愿与下风。若与人为善，则敢不尽力。如教玉人追琢，则人亦故有不能。”言外之意，他虽支持改革，但反对王安石过于激进的做法。
后来，张载被派往浙东处理贪污案，回京后新旧党争激烈，亲弟弟也被贬出京城。看到此景，张载决定辞官归隐。
回乡后，虽无官职，但张载依旧胸怀改革梦想。他与弟子购置数百亩农田，依据《周礼》实行井田制，将农田分配给农民耕种，中间保留公田，积极组织兴修水利工程，虽未能彻底成功，却彰显了他的实干精神。
除了务实，张载一生也讲述了许多哲理。他的教诲从不苛责他人，而是反躬自问。其中最著名的便是“横渠四句”。
这四句箴言凝结了张载的学术追求与社会使命，彰显了其宏大境界、深远抱负和担当精神，对当今社会仍有深刻启示。
许多人认为，“横渠四句”之所以深入人心，正因为其中蕴藏着强烈的进取精神。
北宋汲取了唐末五代的教训，重视文教，既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兵乱，也促使士大夫精神觉醒，但也导致军事实力不足，国家面临契丹、西夏等外族威胁。国家危难时刻，许多有识之士怀揣忧患意识和天下情怀纷纷涌现。
“横渠四句”中的“立”字精神，正契合中国古代“先破后立”的思想传统。
北宋前期，佛教与道教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。为适应本土环境，佛教融合儒道思想，士大夫亦多信奉佛教。然佛教虚无的价值观对政治有消极影响，儒家为引导正确价值观而努力。张载提出“为天地立心”，正是儒学的创新与蜕变。
“为天地立心”，意指天地本无心，人类有意识，不能盲目顺应自然，而应让天理显现。张载认为“立心”即彰显人的主体作用，使人和天地万物和谐共处，遵循天地大道。
“横渠四句”蕴含强烈的责任担当意识。宋代士大夫以范仲淹为代表，崇尚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其政治理想达新高度。张载的“横渠四句”激励宋代士大夫，甚至后世也深受影响。
抗日战争时期，中华儿女齐心协力抵抗外敌，体现了责任与使命的传承。如今，中国依然坚持为人民谋幸福、安居乐业的目标，这不仅是物质层面的追求，更是精神的追求。
张载还提出“天下苍生皆我手足同胞，万物与我息息相关”的理念，彰显博大胸怀。
“为往圣继绝学”中，“往圣”指历史圣贤如孔孟，“继”是传承，“绝学”是断绝的学问，意为恢复并发扬儒家传统。张载强调，不仅要继承，还要创新，剔除不合时宜之处。
“为万世开太平”体现儒家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的思想，主张个人与社会统一，倡导仁爱教育，使百姓关心社会，着眼子孙后代，努力实现长远太平。
“横渠四句”一经提出，便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，理学者纷纷推崇。明清思想家王夫之高度评价张载在儒学中的地位，许多政治家、士大夫将此视为人生信条。
时至今日，许多伟人仍将“横渠四句”作为信仰。毛泽东青年时便敬仰张载，称“为生民立命”为“相生相养相维相治之道”，“为万世开太平”是“大宗教家之志事业”。
冯友兰更是极度推崇“横渠四句”，新中国成立前，他的客厅墙上高悬此四句。自1915年入北大哲学系起，冯友兰毕生与哲学相伴，其著作多次提及张载哲学，尤以“横渠四句”最为频繁。
冯友兰认为，张载提出这四句话，是想阐释人的独特性。人与禽兽最大区别在于人有理性，但现实中却存在害人之辈，这些败类本质上是“畜生”，他们丧失人性，践踏人与禽兽的底线，造成世间悲剧。
早在先秦，儒家已有人与禽兽之分的理论，张载的“横渠四句”继承并发扬了这一思想。冯友兰不仅理解其深意，更在抗战时践行“横渠四句”，为民族存亡而奋斗。
如今，教师和青少年们也将“横渠四句”视为人生信条。它激励人们以积极进取的心态和刚健弘毅的气概，探索自然、关怀大众。
“横渠四句”能在漫长历史中传承不衰，成为众人敬仰的精神瑰宝，正是因为它蕴含深厚内涵，契合中国发展的根本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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